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与教育的殷切期盼在时代的浸润下不断萌发新芽。“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大先生”之大，于信仰之“高”，于修为之“深”，于底蕴之“厚”，于育人之“智”。

近百年求是治学，育群英薪火相传，教院人对育人之道的孜孜追求不止、探索步履不息。纵观百年，一代代热爱教育事业、倾心学术研究、潜心教书育人的大师典范昭示求是育英的师者风骨。“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教育学院公众号特推出【育英大先生】专栏，探寻教育学院近百年发展历程中涌现出的“教育家”“大先生”，述学科发展，明育人之理；传先生之风，行漫漫前途。

人物小传

舒鸿（1894-1964），字厚信，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慈溪庄桥（现宁波江北区庄桥街道葛家村），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赴美国春田学院攻读体育专业，1923-1925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卫生学硕士学位，1925年回到上海。为培养中国裁判，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1927-1928年任会长。1934-1952年任浙江大学体育部主任、竺可桢校长的英文秘书，兼任总务主任。1952年创办了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系前身）。1952-1962年，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和浙江体育学院院长，1963年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兼任浙江省体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浙江省分会副主席，浙江省政协常委。1925年主持修建了杭州第一个游泳池（之江大学游泳池），1930年主持建造了杭州第一个体育场承办第四届全运会（现浙江体育馆）。舒鸿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篮球决赛主裁判，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裁判，中国最早的国际裁判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批篮球国家级裁判之一，1959年任新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篮球裁判长。

宽严并济不放松 潜心育人好榜样

自1934年起，浙江大学全校的体育教学和课外活动由体育部负责。在舒鸿先生带领下，浙大在国内首先实行全体学生一律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制度。舒鸿先生在教学上非常认真，用心备课，亲自示范，悉心指导，态度和蔼。对学生，坚持体育不达标不能毕业的标准；对助教和体育专业的学生要求更为严格，常说：“凡是我的学生，都会教小孩”（小孩指学生）。

竺可桢与潘承圻、舒鸿教授留影于禅源寺

游泳是浙江大学学生在夏季的必修课，舒鸿规定及格的标准是游完50米，但在当时，很多学生都害怕下水。于是舒鸿先生想了个办法，自己抱着课桌游入水中，将课桌置于一水浅处，将花名册放在课桌上，学生需自己在花名册上签到，否则以旷课处理。如此一来，学生们不得不“争先恐后”跳入水中。

遵义洗马滩——当年浙大师生的游泳场

回想起舒鸿老师的体育课，当年的学生们依然记忆犹新：“体育系学生每天5:30起床，6:00左右到操场跑步，他肯定在场，一天不落，他听跑步声就知道是谁在跑。他运动时受过伤，其实行动不便。他家的门从不关，学生可随时去，我们无论是当学生时还是后来当老师了，非常尊敬他。”“舒老师很和气，对助教要求很严，课前从器材、动作，很仔细交代给助教，教学中对学生和蔼可亲，对每个学生都很仔细，会考虑学生的心理，效果很好。”在教学中宽严相济，在生活中春风化雨，舒鸿老师的言行深深影响着体育学子，他也深受体育学子的敬重与爱戴。

艰难岁月不忘初心 体育救国生生不息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举校西迁。在战火纷飞，物资条件十分匮乏的年代里，浙大是当时体育活动开展最好、最正常的学校，为此，舒鸿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迁至江西泰和时，学校所在地就在赣江边。时值盛夏，竺可桢校长偕舒鸿一起畅游赣江，两人一边游泳，一边踏勘，选中南岸一处水流平稳、适合游泳的浅水区，便开辟为游泳场所，供学生使用。后来辗转到广西宜山，标营农学院试验农场南面的小河有一段水不深，宽仅4米，正好做一个小型游泳池。而河上有一座小石拱桥，桥面离水面约2米，桥下水较深，恰是一个天然跳台。至于遵义的湘江、湄潭的湄江以及永兴的江河，舒鸿都和竺校长亲自勘察，开辟天然游泳场，为学校开展水上运动，增进师生健康创造条件。不少学生都是进入浙大以后才学会游泳，并且终身坚持，锻炼了强健的体格。

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游泳池

 1940年2月，学校再迁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设三校区。在学校办学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学校体育运动，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竺可桢校长毅然批准了舒鸿先生的购地请求，在湄江畔山背购地40余亩，建起贵州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400米标准跑道运动场。而在浙大回杭之时，留下了所有的器材和设施，为当地人民留下了一座里程碑式的体育设施。时至今日，当地人民依然怀念和称颂浙大为贵州人民作出的贡献。

湄潭滨江400米跑道的运动场

西迁途中，舒鸿教授克服种种困难，选拔优秀队员组建了学校篮球队，并亲自担任主教练，保持常年训练，即使在日军敌机骚扰下，校篮球队也训练不辍。舒鸿对篮球队员的基本技术、全队的整体配合和体能训练都非常重视。队员都是普通大学生，有些是喜欢篮球运动，有些是身体素质出众被舒鸿教授选中的，进队时的基本功普遍较差。于是他就从运球、传球、投篮、抢篮板等基础动作开始，亲自示范，并一遍遍反复练习，使大家基本技术很快得到提高。正是在舒鸿先生无微不至的指导训练下，浙大篮球队成为能征善战的常胜之师，在众多的比赛中所向披靡、战绩辉煌。

1937年春，舒鸿教授与国立浙江大学女篮队员合影

 1946年秋，浙江大学体育部随学校返杭，原校外刀茅巷的操场移作他用。学校从教育着眼，从开展体育着想，决定把校园内的土山挖去，旧铜元局遗址推平，建筑田径场和球场，修复健身房和游泳池，使学校体育设备初具规模，保证了体育教学和开展课外活动的必要场所。

执法公正蜚声中外 奥运首哨为国争光

舒鸿熟悉国际篮球规则，通晓其逐年变化，有很高的造诣，经常被聘为主要的裁判员，其朴实无华、执法严明、公正不阿的高贵品德，深得后人的敬慕。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体育运动赛事频繁，每年举办由诸如美国、葡萄牙以及俄国侨民等外国队参加的所谓“上海万国男子篮球联赛”，担任万国运动会等比赛裁判的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决赛更是外国裁判“一统天下”。1927年，舒鸿发起成立了中华运动裁判会，担任了两年会长。1928年，一场篮球比赛将在上海举行，舒鸿向比赛组织者提出由中国人担任裁判，可对方坚持要按照惯例请外国裁判，舒鸿不服气，与对方争执起来：“我在美国都当裁判吹哨，怎么在中国，在有中国人参加的比赛中，反而不能当了？”僵持中，有人提议用考试的办法解决，由当时最具权威的美国裁判会出题、打分，凡申请执法比赛的中外裁判都要参加考试。结果，在参加考试的9人中 ，4名中国裁判全部通过，最低分88分，而5名外国裁判，仅一人以60分的成绩勉强过关。

浙大男篮合影（后排左一为舒鸿）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篮球项目第一次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闯入决赛。由谁来执法奥运会历史上的首场篮球决赛呢？有很多国家的裁判报名，但国际篮联犹豫不决。尽管大家公认美国的裁判水平高，但为了公平，不能使用美国裁判。当时，篮球项目传入欧洲时间不长，欧洲裁判恐难负重任。经篮球项目创始人奈史密斯博士推荐，决赛裁判由舒鸿担任。听说由中国裁判执法决赛，美国和加拿大的队员顿时炸开了锅。有的队员断定：“从中国篮球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就可以知道，舒鸿肯定吹不好。”有的队员甚至讽刺道：“怎么能让‘东亚病夫’来当我们的裁判！”

舒鸿所在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代表团抵达柏林火车站

 8月14日下午，奥运会历史上第一场篮球决赛由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裁判宣布开始。舒鸿个子不高，站在人高马大的两队人员中间做裁判，队员没把他放在眼里，观众席上也有不少人吹嘘。开场没几分钟，一个美国队员故意做了个隐蔽的小动作，眼尖的舒鸿立刻用流利的英语制止，并果断地判罚美国队拉人犯规，一个利落的判罚让所有比赛队员心悦诚服。比赛在露天球场举行，观众3000人左右，比赛进行时，天降大雨，红泥球场泥泞不堪，他以准确公正的判罚、挥洒自如的表现，很好地控制比赛进程。最终，美国队战胜加拿大队获得冠军。

乔石同志题词（左）、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题词（右）

比赛结束后，一直在场边观战的“篮球之父”奈史密斯教授特意走到场内，对满场奔跑、判罚精准的舒鸿竖起了大拇指。当时，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全军覆没，舒鸿凭一己之力，为中国在奥运会上争得第一枚“金牌”。翌日，《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全国各大报都用显著的版面、特大的字号，刊载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1届奥运会美国对加拿大篮球决赛由中国舒鸿出任主裁判的报道，还详细记述在各国篮球主裁如林、我国奥运项目与奖牌无缘的背景下，舒鸿如何争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奥运篮球决赛主裁判的资格。中国代表团随团记者冯有真在报道中这样写道：“裁判一职，由我国教练舒鸿担任，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誉。”

《申报》、《大公报》对舒鸿担任奥运篮球决赛裁判一事的报道

舒鸿回到学校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当天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有如下记载：我校师生赴车站侯迎舒鸿凯旋归来，并在健身房举行盛大欢迎会。舒鸿先生在国际舞台的风采，让全校师生为之振奋，让体育学子深受鼓舞，这不仅是浙大体育人的荣光，更是中国篮球裁判里程碑式的成就。

《天津大公报》对舒鸿担任奥运篮球决赛裁判一事的报道

舒鸿先生的一生以“做人要诚恳，要实事求是；做人要和善，以诚待诚；工作要细仔踏实，要有责任感”为箴言。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为人正直，不畏权贵，令人敬佩；作为一位篮球裁判，他技术过人，执法公正，蜚声中外；作为一名教师，他潜心育人，关爱师生，受人尊重。回望舒鸿先生的生平，他是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是浙江体育教育的一代宗师，也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时至今日，体育学师生仍秉承着舒鸿先生的精神，严谨治学、以体育人、为国争先，让体育人的精神薪火相传。

参考文献及资料

 [1]赵卫平, 张彬.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史(修订版)[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2]宁波市江北区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江北区庄桥街道办事处, 江北区教育局(体育局). 奥运篮球第一哨—舒鸿教授纪念文集[M]. 浙江: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

 [3]黄成坤口述，浙江大学院教育学院退休教师，体育专科55届学生（1953.9-1955.7）（体育系第二届毕业生）。

 [4]平郑麒口述，浙江大学院教育学院退休教师，体育专科56届学生（1954.9-1956.7）（体育系第三届毕业生）。

 [5]黄成坤口述，浙江大学院教育学院退休教师，体育专科55届学生（1953.9-1955.7）（体育系第三届毕业生）。

 [6]李月玲口述，浙江大学院教育学院退休教师，体育专科54届学生（1952.9-1954.7）（体育系第一届毕业生）。

图片来源丨浙江大学校史资源信息库、网络

整理与撰稿丨饶泽波、郭怡、章褚昀

 2024年5月